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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賄賂入罪事關原則問題

发布时间:2019-10-12 15:08:18 编辑:笔名

  核心提示:近来,接连曝出的权色交易猛料跌出,特别是刘志军雷政富案后,愈演愈烈的性贿赂再一次激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近来,接连曝出的权色交易猛料跌出,特别是刘志军雷政富案后,愈演愈烈的性贿赂再一次激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每一个倒下的贪官后面都有一个女人 ,性贿赂的发生频率之高已毋庸讳言,但因我国刑法中关于贿赂的形式仅定义为 财物或者能折合为具体数额的物质利益 ,性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避开了法律的制裁,也激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性贿赂入刑的呼声不断高涨

  面对这一特殊且大有泛滥之势的贪腐形式,法律要不要重拳出击性贿赂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如果入刑,如何认定及量化性贿赂

  今年以来,伴随着刘志军、雷政富等官员贪腐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有关性贿赂是否入罪的争议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实,早在1996年,就有法律界人士提出主张,建议把 权色交易 定性为 性贿赂 进行定罪打击但此主张提出后反对的声音就一直存在,甚至颇为强势,也因此,中国关于性贿赂是否应该入罪的问题的争论,至少已有17年的历史,言说者众,争鸣的文章亦多,因此,要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挥洒笔墨,似乎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然而,所有对于问题的讨论皆不可脱离于时代,当年看似条件不成熟甚至被斥为 荒谬 的提议,在时过境迁之后,由于问题的迫切以及讨论语境的改变,似乎到了该重新检讨那种一味以 追究难度过大 或者 有违刑法之谦抑性 为理由,主张延缓甚或阻挠性贿赂入罪的程式化论调的时候了

  贿赂与 性贿赂

  要谈性贿赂是否应该入罪,首先应该明确贿赂犯罪的含义贿赂可以分为受贿和行贿,按照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之相应,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含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费、手续费)的行为

  显而易见,现行中国刑法对于贿赂的形式仅规定了 财物或者能折合为具体数额的物质利益 这一种,并把贿赂财物的数额作为受贿罪与行贿罪量刑的重要指标按照这种界定, 性贿赂 的说法当然无法成立然而,把贿赂的形式限定为 财物 ,无疑是对于贿赂犯罪外延的粗暴窄化自古而今,贿赂的形式就从来不限于也不可能限于 财物或能折合为具体数额的物质利益 ,至少,权色交易或利用美色接近掌权者以图寻租于权力也是贿赂犯罪的重要内容据统计,在中国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亦曾明言: 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经相当普遍,最近查办的几起部级干部受贿大案中几乎都涉及情妇 自然,包养情妇的行为并不能在法律上直接等同于收受性贿赂,但贪官对于钱财、美色的猎取在本质上都属于利用职务便利而获得不正当的利益,无论这种不正当利益是有形的可以量化的钱财,还是无形的未必可予量化的性利益

  如果我们以收受法律上的 不正当利益 来替换狭隘的 财物或者能折合为具体数额的物质利益 来重新界定贿赂犯罪,那么 性贿赂 的概念就很容易理解了具体说来,所谓性贿赂,是指不法分子以提供性服务或雇用性职业者(性工作者)提供性服务的方式,向当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以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从这个定义可以推出,性贿赂包含性受贿和性行贿两个对应的罪名性受贿可以定义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他人提供非正当性服务为他人谋取利益 ,而性行贿则可以定义为 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不正当性服务

  反对者的理由及辩驳

  反对性贿赂入罪的人士惯常所依据的理由不外如下:(1)性贿赂的内涵太过暧昧,边界太过模糊,很难将性贿赂与有感情基础的性行为区分开来;(2)性贿赂难以量化,也因此无法与现行法律规定的 财产性贿赂罪 相匹配;( )将性贿赂入罪的做法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容易导致国家生活和私人空间的混淆;(4)性贿赂可以通过党纪、政纪处罚等其它途径得到惩治,性贿赂入罪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即应当在其它手段无效的前提下才动用刑法;(5)性贿赂如果入罪,由于其高度的隐蔽性,在侦查技术和刑侦人员素质有限的情况下,可能将面临取证上的困难并出现过度依赖相关人员口供的现象以下诸条检视分析之

  先来看第一条,说性贿赂的内涵暧昧、边界模糊,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关于性贿赂的界定是相当清晰的 性贿赂的表现形式是提供和收受不正当的性利益,是不法分子为获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不正当的性服务,使其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其大开方便之门,谋取不当收益在这里,不正当的性利益是手段,是途径,是输送和获取的非法 好处 ,其内涵并不暧昧,边界也相当清晰,与所谓有感情的性行为也完全不是一回事,除非刻意为之,否则很难将二者混为一谈

  其二,性贿赂难以量化可能是事实,但 贿赂必须可以量化 则是直接依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 财产性贿赂罪 的概念推导出来的建议性贿赂入罪,其实就是希望我国刑法能够将过于狭隘的贿赂犯罪的规定更正过来,纳入除财物之外的其它的不正当收益既然如此,再用既有的有待更正的旧标准来指摘性贿赂这一新型的贿赂犯罪类型,似乎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了

  其三,所有的犯罪在道德上似乎都是可受责难的,也就是所谓道德上的 恶 ,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作为犯罪被规定在法律中并受到司法的追究由于违背了性道德,性贿赂中所表现出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和混乱的私生活固然在道德上应该谴责,但这并不影响性贿赂本身作为贿赂的犯罪性质换句话说,性贿赂入罪与性贿赂行为本身在道德上的可责难性是并行不悖的,并不存在所谓混淆法律与道德的情况,也无所谓对于国家生活和私生活的混淆

  其四,性贿赂侵犯的是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极大,不将其纳入犯罪,仅以所谓党纪、政纪处分之,给当事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等等,根本就是隔靴搔痒、避重就轻,决无可能对有关人员和行为予以有效的惩治刑法的谦抑性并不是说刑法应该无所作为,当一种行为本身即具有犯罪的性质,而穷尽其它手段亦无法有效对治,反而愈演愈烈之时,再死抱所谓刑法谦抑的立场而选择视而不见,不仅善良、宽容太过,亦显然对于刑事法律的立法初衷和原则精神抱持着一种机械的迂腐的立场

  其五,司法追究都是有难度的,因为司法对于案件事实的还原都是追溯性的,是根据有关的证据和证人证言等,利用证据规则在诉讼程序中对于案件有关法律事实的相对还原,这是一个技术活儿,也是一个操作性的问题,所有的案件都不例外然而,性贿赂入罪与否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岂可因为担心技术上有困难、操作上不容易而不问是非、舍弃原则若果然性贿赂入罪之后取证困难,操作性不高,那就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的就不予认定,无法定罪的就不予定罪,谁也没说性贿赂入罪就一定要张牙舞爪、大兴冤狱啊

  还有一种反对性贿赂入罪的理由,因为比较奇葩,所以单独列出来:有人提出,性贿赂入罪将会使目前轰轰烈烈、行之有效的 情妇反腐 局面遭到扭转,导致那些被领导包养的二奶、小三和情妇们因为害怕被追究 性行贿 的刑事,而不敢站出来举报和指认贪腐的官员这种观点真叫人啼笑皆非什么时候我们的反腐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贪腐官员们的情妇身上了若果然如此,不正好说明我们目前的反腐败措施并不能有效地惩处权力腐败,而需要继续在制度的建设和法律规则的完善上下功夫吗

  性贿赂入罪的国际大势

  放眼世界,在法治较为成熟的国家,有关贿赂的定义早已超出了一般财物的范畴,甚至公务人员因接受性贿赂而获得刑责的案例也已屡见不鲜

  200 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贿赂的界定采用了 不正当好处 的宽泛表述,用以涵盖包括性在内的一切可能用以谋取非正当利益的物质或非物质形式美国的《联邦贿赂法》亦规定,任何有价之物均可用以贿赂,所谓有价之物,是指当事人主观上认为或者赋予其以某种价值,而不需要其具有客观的可予量化的市场价值,从而为司法实践中对于性贿赂的惩治留备了充分的法律解释和适用空间日本虽然在其《刑法》中并未具体规定贿赂的形式,但其早在1909年的一份司法判例中即明确提出:贿赂之物,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要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愿望的某种利益,即应包括在内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也规定受贿是指 公务员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可见台湾地区的法律中是以 不正当利益 来统摄贿赂的形式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不正当的性利益,即性贿赂此外,德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亦宽泛地将贿赂的形式界定为某种形式的报酬或利益,从而亦将性贿赂实质性地纳入到了刑法之中2012年6月,新加坡一名军官被指控接受三名女商人的性贿赂而被逮捕;今年又有一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师,因向女学生索取性贿赂而被判处5个月的监禁

  中国已于2005年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翌年2月,该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即使是根据国际法,中国也有法律上的义务履行公约条款,亦因此,重新按照国际惯例界定贿赂的含义已然是大势所趋

  性贿赂入罪的操作性问题

  一如前述,性贿赂入罪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能因操作上的困难而因噎废食这是笔者基本的立场和主张,当然,在基本的立场和主张之外,还需正视性贿赂入罪所面临的现实的挑战,这里仅就有关问题作一概要之申论

  一则,性贿赂如何入罪可能的途径有二:其一,通过立法修正刑法中有关贿赂的规定,将纯粹的财物性贿赂的概念修改为更为宽泛的 不正当利益 (包括不正当的性利益,即性贿赂),将性贿赂纳入广义的贿赂犯罪,不单独作为一个罪名立法;其二,在修改现行刑法有关贿赂的定义之后,将性贿赂犯罪包括性行贿罪和性受贿罪,单独作为一个罪名立法这种立法的方式其实都可讨论,当然,考虑到实际的操作性和犯罪追究的成本,笔者个人更倾向于性贿赂不单独立法

  其二,性贿赂入罪之后,在司法实践中作犯罪的认定时可采较严格的标准,也就是说,尽管法律上规定了性贿赂犯罪,但只要证据不充分,就对该罪名的适用保持克制,防止捕风捉影、任意滥用

  其三,合理区分有关人员的刑责如果提供性服务之人仅是他人的棋子,本身并未从该行为中获取不正当利益,则可以考虑从轻处罚当然,如果提供性服务之人本身即是行贿者,那自然另当别论

  性贿赂入罪问题,在中国的刑法界所引起的争论可谓旷日持久这篇小文无力也无意终结有关的讨论笔者所要表达的立场仅是,在腐败形式高度多样化的时代,再墨守成规,僵化地抱持所谓刑法谦抑主义,机械地主张和坚持财产性贿赂的概念,而无视于现实中性贿赂者大行其道,不仅不合时宜,说得严重些,甚至有为腐败张目的嫌疑和效果

  当然,从根本上说,官员贪腐乃是由于权力不受制约、反腐败的机制不健全所致因此,不解决大环境和大体制的问题,而仅仅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于类如性贿赂入罪一般的立法上,这早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立法幼稚病

  无论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中,性贿赂入罪正当其时长夜漫漫,反腐败也好,监督与制约嚣张的公权力也罢,均任重而道远,让我们继续鼓呼,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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